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2017年4月16日凌晨1点多，钟某酒后独自返回苏州市相城区香城花园小区某楼一单元1501室的暂住地。根据钟某的女友郭某的证言，她和钟某在1501室同居。4月15日晚上，钟某酒后和她吵架了，之后他一个人先回家了。

《天津港(集团)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于汝民被开除党籍》她建议，首先有预防体系，在性侵、虐童多发的社区里，由专业人员倡导不能性侵和虐待儿童等，并告知什么是性侵、造成的后果、家长如何处理等。“一旦有人怀疑有性侵等案件，就不是预防体系能处理的范畴，这需要强制报告制度”，应明确哪些人有强制责任和义务、报告的工具或渠道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