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2018年第一个交易日，A股三大股指“联袂”上涨，迎来“开门红”。就在人们对资本市场新发展充满期待时，新年开工第一天，证监会掌门人刘士余去哪儿了？释放了什么信号？

《200亿美元！上海2020年预计吸收外资创历史新高》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