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

《脱贫攻坚｜忻州：“走西口”故地的反贫困决战》《华尔街日报》进一步指出，这一修墙计划是在美国国会围绕政府预算进行磋商时被提出的，当时磋商的形势已经“相当紧张”，双方讨论的内容甚至包含了如果无法达成共识，政府将面临在1月20日左右被迫“停摆”的风险等。